经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有单纯的文化范畴，也不再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成为了社会改造运动。“新文化、新道德”的原有诉求，很快便为日渐高涨的直接要求改造社会的声浪所取代：“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1]傅斯年敏锐地感受到了此种变动，他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2]杜威诸人所以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国人对名哲的指导，深抱厚望。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首先感兴趣的不是他们高深的哲学本身，而是他们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建议。一位青年写信给罗素说：“自从1919年以来，学生界似乎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因为他们已经准备迎接中国社会的一个革命的时代”。“我胆敢代表大多数中国学生向您”提出要求，“因为我们大多数希望得到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知识，一句话，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希望您能超越尚嫌保守的杜威，为大家提供这方面更多的知识。[3]1920年底，罗素在致友人书中也提到：“（中国听众）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4]名哲的讲演，尤其是杜威与罗素，显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大受欢迎。孟禄高度评价中国的学生运动，他说：“各国的学生，没有像中国学生在社会上占这样大的位置的。中国学生自五四学潮以来，对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是能有很大的贡献。”他甚至还鼓励学生进一步扩大影响，说：“学生运动，不单就外交方面，如对于腐败的内政，贪官污吏，更应有正当活动的机会，影响亦大。”“现在中国的政府，真是腐败，但是费了许多力量，还不见得有什么效果，究有何用？所以诸位当彻底的想想，究竟怎样才能使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效力上变做好政府。”[5]孟禄这些大胆的话，连平时不愿谈政治的胡适听了都倍受鼓舞。他说：“孟禄先生说的话，是我们这群平常被人叫做过激派的人不敢说的话。我们袖着手，看着政治一天天腐败下去，不努一点力，却厚着脸皮去高谈外交。我们听了孟禄先生这样说，能不惭愧吗？”“当今中国的青年对于国内政治的腐败，有什么改革的运动，我一定加入的！”[6]
杜威与罗素讲学时间最长，涉及了社会的结构与改造更加广泛的议题，影响自然更非一般。例如，杜威关于学校即社会的思想，就成了人们倡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人俊说：“我的希望是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但现在学校教的是死书，不与生活发生联系。“杜威说学校即社会，中国的学校只是监狱、寺院”，除了教人技能以糊口外，不能让人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此种教育是统治阶级妨碍民众觉悟崛起之麻醉剂”。“我们现在没有推翻这种政府，我们自然不能希望改造今日的教育制度”，但是，我们仍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如办平民教育、组织工会、农会及其他团体、加入革命的政党、当新闻记者做宣传事件等——以求补学校与人生间之罅隙”。[7]至于罗素所谓基于人类“冲动”本能的“社会改造原理”，更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自然同样是有力地提升了青年人关注社会与政治的热情。所以，多年后，蒋梦麟的回忆与评说是对的：“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