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尽管正处于皈依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某些激进人士，多指斥梁启超诸人批评西方，无非是欧战激起了东方人的“傲慢心”，并以“东方文化派”相讥，以为代表旧势力的沉渣泛起；[12]但在实际上，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来看，彼此却是相通的：首先，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本来都是反省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二者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13]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可不置论，但他强调其时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其矛头的共同指向都在于对理性主义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却是正确的。其次，李大钊、陈独秀都了解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他们最初都是受生命哲学的启发，奋起发动向旧传统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虽因考虑中国国情不同，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于落后，不认同反省现代性的根本取向，但二者都对柏格森、倭铿诸人的人格表示敬意。不仅如此，他们最终实现转向马克思主义，又无一不是借助了反省现代性作为自己重要的思想铺垫。[14]与此同时，朱执信等国民党的理论家因党派历史的情结，也常与梁启超诸人对立，但实际上，他们与反省现代性思潮也存在某种渊源关系。早在1914年戴季陶即指出，西方精神萎缩，物欲横流，“一般的人都变为科学的附属物”；倭铿的人生哲学“正是应运而生的大思想，救济世界人类造福不浅”。[15]朱执信自谓：“自待应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待人应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16]直到1920年他还在强调，柏格森、倭铿的“变的哲学”批判19世纪的理性主义，译介其书，“尤为适于时代所要求”。[17]
所以，在“五四”前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虽不能等量齐观，但彼此反省西方所秉持的不同视角与取向，相辅相成，互相发明，却进一步共同促进了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日益高涨。美国学者费侠莉（傅乐诗）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人从左翼听到说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谴责为剥削，这种剥削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贪婪和依赖的关系，结果是养肥了特权阶层而未给广大群众带来实际好处。他们还听到说立宪政府是阶级操纵的工具，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逻辑是在全世界恃强凌弱，因而在国际事务中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从资本主义的右翼，他们听到的是对当代工业社会的不满，这表现为对技术的反人道性质的反叛。……最后，他们看到，技术产生的破坏性武器和人类抑制不住的愚蠢，哺育了世界大战这个可怕的怪物。这一切，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控诉。[18]
当然，这并非是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控诉，而是形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控诉，进而推动了中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兴起。这集中表现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