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以李大钊为代表，藉马克思主义反省西方，主张社会革命的生力军也迅速崛起。他们后来居上，很快超越杜亚泉、梁启超诸人，成为推动其时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共产主义者及其主张“以俄国师”，最早为国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进路，人多耳熟能详；但这里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当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反省西方的中坚力量，除了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外，国民党的理论家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诸人也是其中的健者，其作用不容低估。胡秋原说：“共产主义引吸力并非对陈独秀等为然。当时国民党所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皆民八）是最急进的。”[8]五四运动后，深受鼓舞的孙中山主张国民党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戴季陶则主编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这些报刊发表了包括上述诸人作品在内的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译著与文章，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媒体，而且成为其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例如，戴季陶曾写道：“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象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所以大家都承认这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9]胡汉民于1919年底发表的两篇代表作：《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与《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就其理论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水平且在同期的李大钊之上。[10]时人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11]此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两部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后历史的发展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