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上述文章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东传有具体的论述，这里不拟重复，只是需要指出，最早关注西方此一思潮的杜亚泉，恰恰也成为了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兴起最初的代表性人物。1913年，他发表《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已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3]同年，他在《精神救国论》中更明确指出：“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4]所谓“新唯心论”，指的就是生命哲学。他显然是认为，西方社会不足为训，需要在反省的基础上，才能进而谋求“文明进化之社会”。杜亚泉如此尖锐地提出了“现代文明之弱点”、“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的新概念，并明确主张反省西方，实成为了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风起青萍之末的重要表征。
欧战爆发后，《东方杂志》成为中国报道这场战争最为详备也是最重要的刊物。与此同时，杜亚泉继续发表大量文章，也成了反省欧战、批评西方言论最为坦率的人物。但由于其间批判传统的声浪正如日中天，他虽大声疾呼，影响却不免有限。陈独秀于1918年8月和1919年2月两度发表文章质问杜亚泉，都曾强势地提到了同一问题：“‘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5]他未作正面回答，不久即告去职，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五四”之后，尤其是1920年初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游欧归来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梁启超在考察欧洲期间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是书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战后欧洲的残破与经济萧条的艰窘；而且相当具体地报告了欧洲现代思潮的深刻变动。他说：战后欧洲，“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6]同时，梁启超又十分尖锐地揭出了“中国人之自觉”的大题目，用了很大的篇幅具体阐发了自己对此的种种思考。《欧游心影录》从是年3月起，分别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适批评说：“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同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7]若将其中“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句，改成“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他的话就较合乎实际了。胡适的批评，恰恰说明了梁书的影响实巨。《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成为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日趋高涨的重要标志。其后，随着柏格森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生命哲学风行一时；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洛阳纸贵，加之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对西方多所批评，反省现代性、质疑西方文明成为了新的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