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说：“亚洲的反现代化批评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出其重要性，它实际上是大战及战后西方惨况和悲观的产物。是故相当讽刺性的是，在西方本身进入了由大战产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时期，亚洲对西方化的批评者在亚洲才变为得势。”[1]艾恺认为，战后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出现的批评西方的浪潮，乃源自于欧洲。这是合乎实际的。故要理解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便不能不首先关注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我在《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一文中，[2]对于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曾作这样的描述：
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钜。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谓“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曾凯歌猛进，以至于人们尊理性为最高法庭，强调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魁力”，“使生命毫无意义”。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于发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人是什么”？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一是反省现代性。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上述现代思潮的变动，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东西方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其变动的两大取向也恰恰同样构成了国人借以反省西方的两个主要的视角和取向，正是二者在“五四”前后中国民族觉醒的语境下交汇、激**，促成了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的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