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后，东西方各自都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在此特殊的语境下，外国名哲应邀来华讲学，其层次之高，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广泛，都使之成为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
名哲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所涉及的教育、哲学、诗歌诸领域的影响在内；但其中既深且远者，无疑在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郭湛波于1934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贡献，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绍。”“这些介绍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甚大，尤以杜威、罗素之来华讲学。此外如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一九二二年讲学，印度大诗人、哲学家太戈尔之一九二三年之来华讲学，都给中国思想上不少的痕迹。”[1]不过，他的结论尚嫌抽象。实则，具体说来，主要有三：
其一，名哲讲学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有力地营造了追求新知与开放的社会氛围，从而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由于组织者精心安排，名哲讲学借助讲坛、报刊与出版等多样化形式，其整体效应被尽量发挥到最大化。以杜威为例，他在华两年两个月，共作大小讲演不下200次，遍及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11省。1920年8月《晨报》社推出《杜威五大演讲》，一年内印行13版，达10万多册。其后复多次重印。此外，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演讲录。其余各种小演讲录，依胡适说法，更是“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2]孟禄讲学仅三个月，足迹却遍及了北京、上海等9省18个市，调查了200多处教育机构与设施，其间应邀讲演60多场，并参与各种座谈与讨论。同时，也有《孟禄讲演集》及《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等专书出版。此外，名哲讲学多受到各省督军或省长等最高当局的高规格礼遇，也大有助于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百如在谈到杜威讲学将产生积极和重大的社会效益时，这样写道：“我们在国内的人，居然有机会把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请了来，听他的言论，接近他的声音笑貌，这样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他所说的，我们多数人或者未必全能领会和了解，但在‘观感之间’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在社会新旧思潮冲突之际，“这时候有一个大家尊仰的‘论师’在我们中间，新思想就得了一个很好的指导，很有力的兴奋。顽旧的人，能听听这样名哲的议论，或者能受些感化，换些新空气，也未可知”。[3]他的判断是客观的，而持续6年之久的5位名哲讲学所产生的整体社会效益，自然会更加有力地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其二，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名哲讲学在助益国人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终至为“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的历史进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固然反映了这一点；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前后巨变，其所以能超越自我，显然也得益于对中国思想界自身活力的积极吸纳。而杜威的学生刘伯明则认为，杜威缘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理解，不仅助益了他反省“美国之精神”的自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自己的学说：“然其于此不啻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4]这些都反映了外国名哲与中国思想界的互动。
其三，名哲讲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近代欧风美雨沛然而至，早期多赖传教士，甲午后则更多是赖留学生假道日本引进。前者虽为西人，但层次低，且受宗教的局限，影响有限；后者影响虽大，贩自日本，又不免于耳食之言为多。欧战前后，国人多转而留学欧美，得登堂入室，以眼见为实。这是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需要指出的是，名哲讲学适逢其时，大大地深化了此种转折的内涵。杜威、罗素这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欧美重要学者（泰戈尔虽为印度学者，却有同样的意义）先后集中来华讲学，以现身说法，向国人讲述他们身在其中的社会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并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提出各自的建议；这对于国人来说，不仅也是一种“眼见为实”，而且别具魅力。名哲讲学异同互见，各成一家之言，它让国人进一步看到了“西学”自身的多样性。而罗素对于苏俄，既有肯定，又有尖锐的批评，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对自己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见解最后作出了带根本性的修正；这固然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但同时却又令国人不仅看到了罗素的真诚，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理解了西方学理与中国现实间的差异，以及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学会独立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从西学东渐史上看，名哲讲学助益了“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归趋更加理性的发展方向，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名哲讲学为之注入了新鲜的思想活力，从而助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名哲们也许并不自知，但近代的中国历史却记住了它。
[1]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28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2]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全集》，第1卷，360页。
[3] 百如：《美国教育者杜威》，载《晨报》，1919-05-14。
[4] 刘伯明：《杜威论中国思想》，载《学衡》，第5期，1922-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