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便不难理解，梁启超诸人何以一面说社会主义必将大昌，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商榷”，强调“精神是绝对要采用”，但因中国工业过于落后，尚未出现西方那样的阶级对立，故在“方法”上当予以变通。梁启超主张实行“社会政策”，即“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提倡劳资间的互助精神，体现“良法美意”，以保证实业的“合理健全的发展”，从而避免社会革命。[3]张东荪说自己与梁启超的观点“完全相同”，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而于“要创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4]二者名义上都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与目标不能忘，但实际上他们充其量是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这与胡适主张的运用“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的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5]异曲同工。李大钊诸人则不仅坚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坚信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精神或目标，而是改造现实世界科学的方法和必须加以实践的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1920—1921年，蔡和森曾几次致书毛泽东，其中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舍此无方法”。[6]而毛泽东也表示，来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7]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都主张以俄为师，开创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底由张东荪引起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延续了一年多，主要是在这两部分人中展开。它也成为了其时在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思潮中，二者分歧突显，分道扬镳的标志。张君劢对二者的分歧，曾有这样的评论：“其时，国人言社会主义，激烈者师法苏俄；温和者步趋英费边主义，德社会民主。五四前后，东荪与陈独秀之对立，俨如清末孙康之相冰炭其最著者也。”[8]他将之比作清末孙康间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固然是一针见血；而他强调“国人言社会主义”，实际也就是肯定了，这是国人“对西方求解放”思潮中的异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