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大钊分别代表的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虽有交汇，却非殊途同归，故其最终趋向，难免分道扬镳。
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他著名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说：“社会主义赖以生长的土壤，当然就是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失望情绪，而这种秩序被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1]欧战后，社会主义所以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反映了人们对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严重失望情绪”；尽管它流派纷起，但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只记取社会主义所共同期许的建立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是正义的、合理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之于他们，实际上还仅是个笼统的理想或时代应有的精神。所以，一旦说到实处，要怎样在中国实践这一选择，人们思想的分歧便突显了。戴季陶曾生动描述了时人向往社会主义，却发现身在歧路的困惑：“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走上了路，就看见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向哪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哪里去了？英国人向哪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蒙眬的中国人，竟变成一个心中无主的迷路儿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戴季陶虽然相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也未尽脱上述思想上的笼统。所以，他又说：“‘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2]这也正是他最终并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