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欲理解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也不能忽视其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11]但是，这又是其思想摇摆的时期。尽管据张国焘回忆，是年2—4月间，他在与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罗家伦等人会见时，曾说到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12]但是，同年3月10日，他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却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包医百病的学说”，[13]有害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许多论者都看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都未曾指出：其时陈独秀的思想毕竟已是站立在了反省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了。如前所述，同年1月他已明确指出，自己原先崇信的西方19世纪的文明即“近代思潮”或叫“新思潮”，“也能够杀人”。它已成明日黄花，并为“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即反省现代性思潮所代替了。甚至晚到4月初，他还在批判欧洲“机械的人生观”，强调人类“生活活动的本源”，是在“本能上的感情冲动”，[14]而不应一味信从知识理性。从广义上看，这也是陈独秀的一种“灵肉”二元论。所以，后来在“科玄之争”中，陈独秀就明确批评胡适“离开了物质一元论”，而陷于“心物二元论”。他说：“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15]胡适既将“心、物”等量齐观，以为都是社会变动的原因，便不免与主张“心物二元”论的张君劢诸人，殊途同归，同流合污了。对于梁启超责难唯物史观无非是倡导“机械的人生观”，他则作这样的说明：“这大概是因为他不甚注意近代唯物论有二派的缘故：一派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派是历史的唯物论；机械的人生观属于前一派，而后一派无此话。”[16]这也就是说，反省现代性所指责的“机械的人生观”，属于理性主义思潮下的唯科学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涉。如此明快的观点，表明陈独秀同样是超越了反省现代性，而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