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他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灵肉二元论在内，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仍然为其最终归趋唯物史观，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例如，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说：人们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杀一切，他那阶级斗争说尤其足以使人头痛”。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并非没有注意到个人追求博爱与互助的高尚愿望的存在，只是他看到了，此种良善的愿望受立足于阶级对立的经济结构的压抑，终无由实现。马克思将此期的历史归于人类的“前史”，断定它将随着阶级斗争的最后终结而终结，而认其后将是真正历史的开端。“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人所共知，发现阶级斗争的存在，并非始于马克思，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于指出了由此必然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显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未真正到位。所以，他认为，“当这过渡时代”，人类在前史中所浸染的恶习，不可能“单靠物质的变更”来铲除，“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不过，李大钊并不因之动摇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反，他极力借助反省现代性的观点，“救其偏弊”，目的是在于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弊。”[6]这里所谓的“新理想主义”，实际上就是指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7]他将之概括为具体的“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8]李大钊写道：“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时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铲除净尽，它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它的害，保持不住。”[9]这里的所谓“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正是被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诸人广为征引的罗素反省西方文明的名言；而所谓“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更是杜亚泉、梁启超等人借以批评西方文明的标准用语，李大钊的“灵肉”、“心物”改造说浸润着反省现代性的精神，不是很清楚吗？由是足见，反省现代性的视野如何构成了他迈向唯物史观的重要阶梯。迨1919年底1920年初，李大钊发表《物质运动与道德运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诸文，开始自觉强调从物质经济的原因解说道德思想的变动，是其思想最终超越“灵肉”、“心物”二元论即反省现代性的视野，臻至物质一元论即成熟的唯物史观更高境界的重要标志。1920年底，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进一步写道：“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唯物史观）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10]这时的李大钊，无疑已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