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变动所呈现的两大取向，即社会主义革命与反省现代性，虽然有质的区分，但是，二者无疑都反映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反省。也因是之故，它们传到中国，其互相发明，也有力地增强了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从而多归趋同情社会主义。当时有人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谓风起云涌。”[1]只是，问题一旦归结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人们的思想又不免重归异趋，分道扬镳。所以，毫不足奇，蔡元培、梁启超诸人尽管不同程度都认同反省现代性和同情社会主义，但是，却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陈独秀则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从而异军突起，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新的方向。对后者而言，反省现代性又恰恰构成了他们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
李大钊的社会历史观由“灵肉二元”论转向物质一元论，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1916年李大钊发表《第三》一文，首次提出“灵肉一致”的“‘第三’文明”说。他写道：“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2]这自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初年，时人多称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肉”），称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灵”）。长期以来，论者多斥之为隆中抑西、复古倒退，实属误解。事实上，此种说法乃西人的夫子自道，它本身就是欧战前后西人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论点。[3]他们指斥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崇尚机械的人生观，物欲横流，道德衰堕。柏格森、倭铿所以强调“精神生活”，也正缘于此。时人的上述说法，无非是在延用西说而已。所以，其进李大钊提出“第三”文明说，显然是与反省现代思潮相通。不仅如此，他还进而将之与迎受俄国革命对接，“‘第三’文明”说复成为了他转而“以俄为师”重要的思想先导。1918年7月，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洋文明是为“主静的”、“直觉的”、“精神的”、“灵的”；西洋文明为“主动的”、“理智的”、“物质的”、“肉的”。“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4]在他看来，俄国革命开创了人类新的文明，它体现了东西文明“灵肉”的结合，正是他所憧憬的“‘第三’文明”。所以，他在同一天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说得更加明白：“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