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将西方文明的精髓概括为科学与民主，滥觞于严复。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说：西洋所以富强，“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4]这自然是难能可贵，但因时代与个人的局限，严复毕竟没有作出“科学与民主”的准确概括，更没有树为旗帜，以为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演进的准的。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高揭出“科学”与“民主”大纛的真正旗手。他的此种概括不仅表明先进的国人登堂入室，对西方近代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把握；而且也为肇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德、赛两先生”，不仅成了时人口头禅，而且成为了许多社会团体、政治势力标榜文明进步共同的合法性依据。例如，1922年《东方杂志》发表《本志的第二十年》说：“我们所占着的时间，既然是被科学精神和民治主义两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纪，则我们估定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当然以对于这两大潮流的面背为标准；断没有依违两可，在时间轨道上打旋的。”[15]它强调科学与民主是衡量20世纪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的两大标准，而自己问心无愧，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标准。无独有偶，1930年蔡元培在《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则是这样写道：直至辛亥革命，“而孙中山重科学，扩民权的大义，已渐布潜势力于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而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我们用这两种标准（指科学与民权——引者），来检点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明明合于标准的，知道没有错误；我们以后还是照这方向努力运动，也一定不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自信了。”[16]蔡元培同样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准”，肯定了“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及其坚持进一步发展方向之正确。至于“科学”与“民主”至今都是国人的奋斗目标，自然更说明此种概括具有怎样深远的影响了。
二是“评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