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在讨论中合乎逻辑提出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叫“新思潮的意义是什么？”
直到1920年8月，陈天启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还在提出这一问题：“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1]实则，“五四”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已开始了。其中，包士杰的长文《新思潮是什么》，有一定的代表性。[2]当时，胡适对报刊已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见解都不以为然，他说：“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士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3]为此，他写了著名的长文《新思潮的意义》。晚年的胡适旧话重提，他说：“在这一（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当然有人想把他的意义确定下来。”[4]他显然是在强调当时讨论确定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当时不仅胡适不满意包士杰诸人的见解，张东荪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包先生所说的，条理很繁，范围很广，看了不甚清楚。”[5]为此，他发表了《“新思想”与“新运动”》。也许是受胡适的影响，其后虽然问题的讨论乃在进行，但人们不再满足于罗列现象，纷纷转而力图集中概括各自对新文化运动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从而进一步彰显了时人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对环境变动“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
固然，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本质的理解与把握，见智见仁，莫衷一是。例如，蒋百里说，新思潮有两大特性：一曰“世界性”，即问题为世界人类所共同，故其目标在人类全部，而非一国一族之局部；二曰“实在性”，即问题为当下生活所必需，故其方向在实际生活，而非空谈。“吾以为是二性者，为今日思潮之本质而同时亦可为其径路进展之方针。”[6]寓公以为新思潮的本质，端在“适应”二字：“‘新’既是适应，那么新思潮，就是适应的思潮。换句话说，新思潮就是解决疑难，具有目的观念适应的自然的有意作用。”[7]而苏甲荣则强**育的意义，他说：“我以为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教育扩张”，“所以我以为以后的文化运动不如用教育扩张四个字来代替它”。[8]陶乐勤的见解与之相仿：“文化运动，就是将生活的智识传染于人，所以凡是将生活智识传染于人的运动，都可以算做文化运动。”[9]张东荪则将新思潮的本质归纳为六个方面：社会主义、牺牲主义、平等主义、劳动主义、世界主义、理想主义，[10]如此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其时对新文化运动真正具深度与影响力的概括，当数以下三种：
一是“科学与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