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并非仅是上述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章士钊诸人，才看到了生命哲学积极的一面；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除了陈独秀，其他一些人也多注意到了。早在1915年，李大钊就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引用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学说，倡言自觉奋进的精神（下文还将具体谈到）。其后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今》诸文，也仍在借重柏格森学说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觉”、“生命”、“生命的冲动与创造”、“动力”、“意识流转”等等。例如，他在《今》中写道：“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宇宙即我，我即宇宙。”[12]很显然，这里表述的仍然是柏格森“动的哲学”。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2号还刊有刘叔雅译的《柏格森哲学》，译者在“识”中高度评价柏格森、倭铿的学术成就，并谓“而吾国学子鲜有知其名者，可哀也”。当然，最典型的自然要数胡适，他径直借用了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3]不过，从总体上看，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虽借重了柏格森诸人的某些论点，但对整个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却是采取了淡化与抵拒的态度，随着此一思潮愈益东渐，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的这种态度也变得更加鲜明。上述《柏格森哲学》仅是《新青年》译介生命哲学唯一的一篇文章，此后则销声匿迹了。不仅如此，胡适诸人还公开贬抑柏格森哲学。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长文中，明显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强调，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的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14]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借罗素在北京的牢骚话，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5]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6]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7]事实上，是时杜威在华讲学，其中重要一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就强调柏格森是三大家之一。所以，相较之下，胡适诸人的观点，明显有失褊狭。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取向是高扬理性主义，其与反省现代性思潮之间方枘圆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陈独秀不像胡适，没有公开贬抑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及反省现代性，但他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可能简单照搬。1917年初他在《答俞颂华》中论及宗教与精神生活问题时，这样说道：“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怀此感想者不独华、爱二氏。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其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18]所谓“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转而重新思考宗教与精神生活的问题，再次说明陈独秀注意到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但是，他强调自己虽然对托尔斯泰、倭铿等反省现代性者的信仰与人格表示敬意，却并不赞成他们的主张，尤其反对中国推行此种理论，因为道理很简单：国情不同，“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这一认识十分重要，它反映了陈独秀对于欧洲现代思潮的自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