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陈独秀最初接触西方反省现代性的生命哲学始于何时？上述《东方杂志》早在1913年即对此思潮有所评介，从逻辑上说，似乎当始于是年的《东方杂志》，但事实上不太可能。因为自1912年起，陈独秀即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公务缠身；次年复因参加“二次革命”遭通缉，凄凄惶惶，逃亡上海，生计无着，“静等饿死而已”，“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5]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大概无暇也无心关注欧洲思潮的变动及翻检《东方杂志》。若推测不错，他最初关注此一思潮当在1914年7月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之时。其根据有二：一是其时生命哲学正风靡日本，“关于此两学者（指柏格森与倭铿——引者）之译本及解说、批评诸著述，不下数十种。大概中学生徒，已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6]二是章士钊与同在《甲寅》杂志社的李大钊，都是生命哲学的热心倡导者，尤其是章稍后曾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的“神州学会”，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敦促人们关注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及其风靡世界的生命哲学。陈嘉异曾谈到，自己最初了解生命哲学，也正是得益于章士钊的赠书。[7]陈独秀与章友善，又同在日本编辑杂志，受环境与章等人的影响，是时他开始关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及其生命哲学，此种推断应是可信的。
毫无疑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重在倡言科学与民主，故全文强调自主、进取与实利，突出的乃是理性精神。但是，是文立论却借重了生命哲学，这既非误读，也不是有意典解，而是积极地吸纳了柏格森哲学中富有活力的一面。柏格森哲学强调，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端在生命的冲动与创造。人类因自由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日日创造，浸成日日进化。故其哲学又称“动的哲学”。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论》中说：“吾人实与全宇宙相浑一，全宇宙乃不可分之动力。抗乎物质而前进，一切生物息息相关，乃一大动力耳。奋勉前驱，勿论遇何障碍，甚至于死，概有力冲破而越过之也。”[8]他强调意志、精神超越物质的意义，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趋之若鹜。“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9]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同样看重生命哲学倡导行动与奋进的意义。章士钊指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不同于达尔文，后者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的是四周境遇的约束，人不能自主。而前者则不然，“谓吾人活动力（活的动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由柏氏之说以观，吾人于生活的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柏格森、倭铿“皆以积极行动为其根本观念。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训，即在此四字”。[10]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所以皈依非理性主义，是因为“此派好讲人生，讲行动，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柏格森强调“惟有行动，惟有冒险，乃能冲破旧范围而别有新境界之开辟，此生物界中生命大流所以新陈代谢也。……此反理智哲学所以又名为‘生之哲学’，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