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与研究的展开，实有一个过程。《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一文，发表于1997年，现在所以收为本书第一篇，是为了更好体现作者思路形成的完整性。这篇文章注意到了战后欧洲弥漫着悲观的情绪，“理性破产”论风行一时，它反映了许多欧人对自身的文明失去了信心。“欧洲中心论”由此发生动摇，同时也开启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历程。作者虽然第一次注意到了将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与欧洲的思想动向相联系，但并没有形成“西方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完整概念，也尚未提出“反省现代性”的取向问题。直到2005—2006年发表两篇文章，即《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与《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才自觉和完整地提出了上述的概念。新时期以来，人们超越了传统的偏见，肯定梁启超同样是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这已成共识；作者的上述这两篇文章的贡献在于，不仅肯定梁启超同样是新文化的健将，而且强调指出，游欧归来的他，由于站立在了西方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上，其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见解，便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和自身的合理性。它反映的是“文化的自觉”，而非文化的倒退。文章不是满足于举例证明任公还是主张新文化的，而是将问题置于欧战后西方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它力图彰显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这努力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时，作者所以能形成这样的视角，实受两个因素的启发。一是所谓“现代性”问题正是当时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二是有幸读到了美国学者艾恺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前者主要是讨论“现代性”的概念与所谓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借用了“现代性”一词，但于其概念的界定，却是认同艾恺的说法。在我看来，他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我所理解的“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艾恺关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其文化的发展即伴随着“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大思潮间纠结的宿命论见解，对于作者有更大的启发。后来，艾恺在采访晚年梁漱溟过程中，将其见解又作了进一步发挥。[1]不过，我又以为，就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用“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较之“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更显贴切与富有历史感。所以我在文中说：“本文所指的现代性，认同前一种意见（指艾恺说）。这与目前学术界的有关争论无涉，仅是考虑此种提法更适合于20世纪初年的语境而已”。
由于有了概念上的自觉，作者对自己下一步研究应有的取向，变得明确起来了。依照逻辑，要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自然需要进一步正面探讨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其时中国的反响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等诸多问题。其所呈现的最终研究成果，主要便是2008—200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和《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文章不仅指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风行一时，是其时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的主要表征；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争”，与其说是传统所谓的主张科学与反科学之争，不如说是此一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起的强烈反响，来得更合乎历史实际；而且，还指出，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助益国人进一步开拓了心胸，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张大了其发展的内在张力。如同在摄影中，调整焦距可以改变景观之纵深一样，史学研究也多赖视角的变动，从而得以观察到更多的历史侧面。在《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作者指出，李大钊、陈独秀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非径情直遂，恰恰是反省现代性为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而《角色·个性：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一文则要说明，蔡元培正是因为得益于更多的认同反省现代性，故与陈独秀、胡适诸人相较，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个性；至于《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一文，所以将杜威、罗素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视为整体现象和作综合的研究，也正是得益于此，如此等等。
自然，相信自己从反省现代性思潮入手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与丰富人们对于“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既有认知，这无非是作者冷暖自知和敝帚自珍罢了。其是非得失，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反省现代性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有的个案研究仅是阶段性的成果，作者希望在此基础上，将来能完成一本系统的专著。
本书所收文章，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的多为宏观问题；第二部分则属代表性人物的个案研究；第三部分为其他。由于本书为系列的专题研究，文章发表时间前后不一，为交代问题之缘起，诸文间便难免于重复之处。这是需要请读者理解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支持本书的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刘东明等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这里一并谨致谢意。
郑师渠
2012年仲春于太月园
[1] 参见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