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的最后一节是《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其中写道：“当代的史学观点倾向于抹杀历史进程中的加速期，以及制度更迭所造成的转折点和交替时期。因此，沦为僵化结构的历史势必要排除所有被视为重要断裂的现象。”这些历史学家刻意抹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的笔下，“事件变得无足轻重，它不再是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加速器，而仅仅成了一种符号、神话和幻觉”。[2]多斯用了很大的篇幅猛烈抨击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粗暴否定。在他看来，这正是年鉴学派史学走向“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耐人寻味的是，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规模盛大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却是：应当进一步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老一辈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更进而提出，必须从前后三百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与多斯指斥弗朗索瓦·孚雷诸人以长时段为借口，抹杀法国大革命代表历史重要转折的伟大意义，正形成了鲜明对照。近二百篇的会议论文，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不少选题也很具体，但彼此内在的联系与综合的指向，即追求总体性的目标——综合把握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依然十分醒目。在历史研究中，选题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以大可以见大，以小也可以见大。故多斯以是否心存总体性即总体史的目标，这一学术的“终极关怀”为究竟，作为判断历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的标准，是十分深刻和极为重要的见解。“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说明，绝多数近代史研究者在事实上也始终并未忘情于历史家的学术关怀和陷入多斯所说的“碎片化”误区。此其二。
要言之，从整体看，坚持总体性的当下近代史研究仍属常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尽如人意，不存在消极面。实际上，即便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碎片化”本身也并非目的。所以，问题更为积极的提法，似乎应当是：何以后期的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事实上，却依然处在“碎片化”的阶段（或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并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结构性突破——铸成综合性的新体？人们对前期积淀下来的近代史学科框架多有批评，但迄今却无以取而代之。这只需看一看此期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近代史教材，其体例框架较前大同小异，便不难理解这一点。至于所谓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更新云云，似乎也与事无补，同样也是反映了这一点。许多论者将导致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碎片化”的原因，归结为诸如学者选题与视野过于狭窄，缺乏理论兴趣，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人才培养上的种种不当，等等。这些自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不是就个人而是就整体而言，人们似乎还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使然。
平心而论，前期的近代史研究尽管有诸多不足，但它实际已成就为了一座高峰，后人欲行超越，并非易事。梁启超曾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为中外古今大致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其见解自有合理性。若将前后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也视为一种学术思潮演进，则其全盛期显然已过，但就新旧思潮更替而言，却不能说业已完成。客观来说，当下仍处于第三与第四期，即蜕分与衰落期之交。依任公说法，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应用之别方面”；衰落期：“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豪杰之士”遂起破坏，超迈既有，从而开拓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3]这里所描绘的蜕分期与衰弱期交汇的特征，正不妨看作是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堂抚扩大，成果迭出，却复不免于“碎片化”之讥的一种写照。换句话说，当下近代史研究所以还未能走出“碎片化”阶段，达于新的总体性目标，从而展现全新的时期，端在于任公所谓超迈旧有的“豪杰之士”（堪称划时期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尚未真正出现。
[1]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74页。
[2]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220、221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4），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