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重德。梁启超指出，各国皆重道德，但以中国为甚。数千年来国人心中有三种观念，根深蒂固，浸成“中国道德之原”，“吾国所以能绵历数千年使国性深入而巩建者，皆恃此也”：一是“报恩”。“中国一切道德，无不以报恩为动机，所谓伦常，所谓名教，皆本于是”。人生在世，无论如何聪明才智，都不可能无所待于外而能自立，故其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人者，实无量无极。中国人看重这一点，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心存报恩之思，尤其“报国之义重焉”。西方社会那种绝对的个人主义，“吾国人所从不解也”。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二是“明分”。梁启超以为，不能将“明分”简单视为悬阶级与不平等。社会分工无限，需个人分任，分工协作。“故人人各审其分之所在，而各自尽其分内之职，斯社会之发荣滋长无有已时”，反之，“必至尽荒其天职，而以互相侵轶，则社会之纽绝矣”。安分心太强，固易生守旧，但“向上心”与“侥幸心”有别。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明分”精神，强调立足现有的地位，求渐进于理想的地位，这是中国之组织“所以能强固致密搏之不散者，正赖此矣”。三是“虑后”。中国文化重现实，同时又最重将来。“夫各国之教祖，固未有不以将来为教者矣，然其所谓将来者，对于现世而言来世也。其为道与现社会不相属。我国教义所谓将来，则社会联锁之将来也”。所谓“社会联锁之将来”，就是强调社会历史文化之传承。所以，西方的“绝对个人主义”与“现在快乐主义”，中国人难以理解，他们更强调个人对于社会与后代的责任。“二千年来，此义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具。纵一日之乐，以贻后顾之忧，稍自好者不为也。不宁惟是，天道因果之义，深入人心，谓善不善不报于其身将报于其子孙，一般人民有所劝，有所慑，乃日迁善去恶而不自知也。此亦社会所以维系于不敝之一大原因也”。[16]梁启超强调，“报恩”、“明分”、“虑后”三种观念作为“中国道德之大原”，将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机衔接起来，将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有机衔接起来，它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彰显了中国重德的民族精神。
其四，重爱国。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即强调指出，“中国魂”的核心应是“爱国心与自爱心”。他虽在多处讲过国人爱国心薄弱，但是，那是重在抨击专制政治压制了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而非否定国人具有可贵的爱国传统。他强调“中国道德之大原”之一，是重“报恩”，尤其是“报国之义重焉”，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极力表彰郑成功、郑和等历史上的爱国者并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以期进一步高扬国人的爱国精神。他说：“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精神可见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7]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晚年的梁启超更是明确肯定，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爱国主义的国民。他说：“（当今的中国人虽极困苦）然而我民之眷怀祖国，每遇国耻，义愤飚举，犹且如是，乃至老妇幼女，贩夫乞丐，一闻国难，义形于色，输财效命，惟恐后时。以若彼之政象，犹能得若此之人心，盖普世界之最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呜呼！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藉援系也。”[18]斯时的中国，政治如此黑暗，民生如此困苦，但国人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却能一如既往，输财效命，共赴国难，这充分映证了“中国魂”的核心正是国人的“爱国心”。缘此，也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感慨系之，盛赞中国人是最富有爱国精神的国民，并叹喟“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所藉以援系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