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重统一与团结。梁启超强调，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8]但此种统一，绝非“攘斥剿绝之谓，乃吸聚诸族，蜕变其原质，作为我族之一成分，而增廓其内容”，即表现为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这只要看看当今的中国，“任举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东胡乃至其他诸异族之遗血者”，就说明了这一点。民族融合的现象在世界上固然不乏其例，但像中国这样“吸聚者如此其繁复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浑融而无间”，[9]实为举世所仅见。也惟其如此，重统一与团结形成了中华民族族精神中的一大优长。梁启超以为这集中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国民思想之统一”。所谓“思想统一”，是指学术进步所导致的国人共同精神与价值取向的形成：“统一者谓合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10]汉以后，此种思想统一固然以孔子为中心，但又不尽然，它实融合了此前的诸子百家之思想，故渐成为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内的“一种有体系之国民思想”；[11]二是追求国家统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纷争割据的时间短，“虽有纷争割据，恒不及百数十年，辄复合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常存在内部种族与宗教的纷争，中国“人种地势宗教，皆可谓之为一统，未尝有分裂于内者”，[12]也都说明了国人具有追求国家统一的情结；三是珍惜各民族间的团结。梁启超说，中国数万万同胞，能数千年结团一致，立于世上，实为世界奇观。欧洲英、法、德民族，原本同源，较我国古代各民族血缘关系尤切，但至今尚分裂为三国，欧洲诸国内部更是民族矛盾日甚。反观中国，“我则以多数异民族错居，从不发生此问题”，各民族实“久已合作一家”。[13]他说：“我坚强之国民性，经二千年之磨炼，早已成为不可分之一体。”[14]“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15]梁启超主张“大民族主义”，同时也是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人，他所强调的四万万同胞的一家亲，无疑就是强调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坚强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