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一词，肇端于18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日渐高涨的德意志。它指一个民族因历史文化诸因素形成的共同精神或秉赋。被认为是“‘文化民族主义’直接的启迪者”的德意志学者赫而德，也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意理的始作俑者。美国学者艾恺说：“在赫得（即赫而德——引者）的思想上我们首次遇到了几乎所有文化民族主义意理——无论东方或西方——所共有的中心概念：‘国民精神’（spiritofthepeople），德文为‘Volksgeist’”。赫得以为，“不同种族首先由于地理气候的特点开始分化，其后各自建立了不同的语言、文学、风习等等；乃至于保有了个别的‘民族魂’。”[1]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指出：在18、19世纪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各国维护民族精神的观念愈加自觉。特别是地处文化周边的国家，更强调吸纳外来文化必须接受本土精神的整合，建立国魂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这种观念被概括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魂”的原则，尤其在日耳曼民族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总原则。[2]从赫而德到费希特，德意志知识分子对“民族精神”的深刻阐发，不仅为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其后东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民族精神”一词传入中国，固然最早始于1904年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是，迄20世纪初，很少为人使用，时人更多的是使用“中国魂”、“国魂”、“国性”等词，以指称民族精神。因之，从严格意义上说，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当属国人最早揭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文字。他在是文中写道：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3]
很显然，在这里，所谓“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国的民族精神。尽管他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尚不免失之于狭；但他一针见血，强调“中国魂”的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却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