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将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观的提出，仅仅归结为伯伦知理的影响是不够的，要看到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与他的民族精神论息息相通的。梁启超对民族精神的界说，其具体表述先后容有差异，但他强调民族精神是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是实现民族认同、国有与立的根本，却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与伯伦知理的说法：“民族之立国，非必举其同族之部民，悉纳入于国中而无所遗也，虽然，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25]互相发明，显然是有助于梁启超得出上述的结论：“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此外，梁启超在强调民族精神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已经在逐渐酝酿他后来提出的“大、小民族主义”观。例如，1900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说：“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在于满洲？”“故有特识而真爱国者，惟以民权之能伸与否为重，而不以君位之属于谁氏为重”。[26]是时，梁启超尚未趋向于革命，故不主张排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以国人对日本，“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为参照，将汉、满视为同一种族。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又指出：因历史上各民族婚姻互通，血统相杂，游牧民族更迁徙无常，要想一一指认今天的中国各民族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对应关系，“非愚即诬”，是不可能的。“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百姓虽无不奉黄帝为始祖，实则南北各地民人性情习俗也多有差异，也反映了这一点。最后他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不易分得清。“虽然，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27]相对于欧美诸民族而言，我们都是黄种，一个大民族；相对于“中国史内之人民”而言，则有汉、满、蒙古、苗、图伯特、匈奴等民族之分，即就中国人内部而言，又有小民族间的彼此差异。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实为一家：“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如果说，于此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尚嫌不够清楚的话，那么，他往下的论述，显然又进了一步。梁启超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迄秦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竞争自团结的时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之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汉种与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彼此竞争。“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至今，“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28]梁启超所谓上古的“中国民族”，实指汉族；所谓“亚洲各民族”，实指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所谓中世末年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实指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这样，梁启超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及其三期发展的大趋势：汉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渐成合一全体一致的运动——与西方民族的竞争。其用词、表述虽非确当，但综合以观，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的提法，不是呼之欲出了吗！所以，毫不足奇，翌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径直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谓学术发展是实现国人思想统一的根本：“统一者谓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又说：“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29]如此鲜明地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统一起来了。而仅过一年，梁启超便缘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启发，进一步将自己酝酿已久的思想最终提练为“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这样富有理论色彩的观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