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访美，对共和政体的弊端深有感触，归来后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由原先向往民主共和与倾向排满革命，转而复归君主立宪。同时，他深受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说的影响，同年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他根据伯伦知理强调国家有机统一与有力秩序的理论，从原先视为民族主义、新民与爱国前提的民权说上后退了：“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9]同时，梁启超对自己原先所强调的“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和所有国家发展必经阶段的民族主义，也作了很大的修正。他说：“由此观之，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20]这就是说，建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不是唯一要素，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国情，尤其不容忽视。缘此，梁启超复转而反对排满，并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大、小民族主义”说：“伯氏下民族之界说曰：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断言，“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乃是中国救亡不二之法门。[21]
长期以来，论者多批评梁启超上述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倒退，但同时又肯定其“大、小民族主义”说，并将之归于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从梁启超中华民族精神论的逻辑出发，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首先，无论上述梁启超关于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权说的具体主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从一开始便强调的作为民族精神或国魂核心的“爱国心”即爱国主义，却是不变的。他曾反复强调爱国是绝对的，但每一个人具体的爱国道路与方法的选择，却不妨见智见仁，容许不同的意见，殊途而同归。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说：“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罔不相合。”[22]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23]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提，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24]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