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将自己的“新民之义”，概括为二：“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则，前者即是指当继承与弘扬民族精神的精粹，后者则是指当承认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以补我之所未及”。[15]《新民说》共10余万字，其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以分别论述“公德”、“国家思想”、“自由”、“进取冒险”、“权利思想”等等，实际上就是以西方近代的原则进行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国魂》一书所收其他诸文的取向也是如此。例如，《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从“理想”、“风俗”、“政术”、“近事”四方面，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风俗”又概括有六：“愚昧”、“为我”、“好伪”、“弱怯”、“无动”。强调弘扬民族精神与民族自省的统一性，反映了梁启超理性批判精神之深刻。
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所谓“民族精神”、“民族主义”、“爱国”、“新民”，彼此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或叫“元气”，所以不振；国人所以尚属“部民”而无“国民资格”，爱国精神隐而不彰，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长期统治的结果。“现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靳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16]梁启超强调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有二，即“民族建国问题”与“参政问题”，前者是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后者则是反对专制政府，实现国民自由。他将民族与民主问题统一起来，视之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同样是深刻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既强调因专制君权的压迫，“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17]“爱国当自兴民权始”，[18]又强调欲行民族主义须从“新民”始，并谓“然则救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齏粉之”，甚至倡言“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显然，其“新民“说的锋芒主要是直指专制的清政府。现在我们再看前引1902年他致书乃师言：“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之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梁启超的民族精神论构成了他的“新民”说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之思想基础，在这里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民族精神论与“大、小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