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新民说”是梁启超提出的一生中最为著名、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种思想主张。他将戊戌时期维新派提出的“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的思想，进一步提升到“新民说”，这绝非仅是简单的概念更换，而是体现了他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对现代的民族、国家、国民内在联系的整体性思考，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具有宏富的内涵。对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新民说”间的内在联系，迄今尚未被人注意到。实则，前者构成了后者的逻辑起点和根本的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梁启超即将《新民说》的部分内容与此前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等内容相关的共12篇文章，编辑成上下两卷，交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并取名为《中国魂》。此后连续再版，到1906年即已发行至16版，到1913年更发行至于19版。此书不仅影响甚广，而且说明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新民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锻铸“中国魂”，即“中国民族精神”说。《新民说》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家既由国民构成，“国民之文明程度”自然决定着国家的强弱。“在民族主义立国的今日”，中国必须借自己的民族主义去抵御西方的民族帝国主义，但民族主义并非是个人的行为，“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所谓提高“国民之文明程度”，或叫“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说到底，就是“新民”。所以，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12]然而，欲“新民”，其道复何由？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一节中，开宗明义，即如前述提出了民族精神（“独立之精神”）的概念，强调民族精神是固结民族，形成国家的根本，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不仅如此，更重要还在于，梁启超既肯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独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富有辩证思维的重要观点：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得与时俱进，才能永不衰竭。他以林木岁岁发新芽、古井息息涌新泉，故得以避免枯朽与涸竭，作生动比喻，来彰显这个道理：“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13]梁启超的此一辩证观点，同时即逻辑地包含着以下更加可贵的见解：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单蕴涵着精华，同时也存在着自己的弱点与不足，否则，何以需吐故纳新、日征月迈才能保持其青春呢？事实上，梁启超其后曾反复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他说：“凡人之受性，恒各有其所长与其所短。大人者，能自知其所长，而善用之，发扬之，淬励光晶之。而能自知其所短，而矫变不吝也。……夫国民性则亦犹夫一人之性焉尔。凡一民族之性，终不能有长而无短。而长短之数有绝对的恒久不变者，有相对的与时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积之甚久而难治者，有为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