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是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民族”、“民族主义”、“爱国”、“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等概念，显然构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话语系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概念分别都是由梁启超先后第一个提出来的。[1]这说明了梁启超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充分自觉和思考的系统性。考察在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理路中，“民族主义”、“爱国”、“民族精神”三个重要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是十分必要的。
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民族主义不仅以建立现代的国家为中心，说到底，是一种固结同族，“以谋公益而御他族”的思想主张和价值取向。梁启超强调，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必经的历史过程，但它又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他说，国有与立，“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即民族精神，“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2]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但民族主义的高涨定然反转来促进民族精神的高扬。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催生民族国家的原动力，而且，“此主义既行，于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发挥而光大之。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与他族相竞争”。[3]他还借重伯伦知理的话说：“民族之立国，……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4]梁启超晚年回想往事，仍这样说：近世中国衰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进代了，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这即是说，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必然要重视弘扬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依此，梁启超时常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例如，1902年，他致书乃师康有为主张排满，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之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5]不难看出，这里是将“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两概念，等量齐观。又如，1921年，梁启超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促进了现代中国人的自觉。其中“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说，这“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6]但第二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却又称这“是民族建国的精神”，[7]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如前所述，梁启超强调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但他又说民族主义是为了“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8]而“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9]足见在他的心目中，爱国同样也是民族主义的核心。
至此，我们不难体会到梁启超运思的理路：民族精神是国有与立的灵魂或根本，民族主义则既是面对外侮进逼民族成长必经的阶段，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发展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其衔接的机枢或点化的精灵，则在于国民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即爱国主义。故他复强调：“天下之盛德大业，敦有过于爱国者乎”？[10]“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11]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又如何构成了以下他的两大重要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础。
其一，民族精神论与“新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