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明确反对蔡元培的思想主张，他致信陈独秀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30]由此可知，他虽是自由主义者，对思想界的分歧，却缺乏包容的雅量，原来并不足奇。欧战前后，欧人反省社会文化危机，现代社会思潮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其主要取向有二：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社会主义；二是反省现代性，即表现为以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后者反映了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微和西人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固不待言，后一思潮缘梁启超诸人的宣传，尤其是杜威、罗素、杜里舒诸人先后来华讲学，不仅也传到中国，且在“五四”前后形成了不小的热潮。[31]胡适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对后者也深闭固拒。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说，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32]实际上，柏格森哲学在其时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罗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33]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34]有趣的是，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正在华讲学，专有一讲介绍当今世界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其中一位便是柏格森。足见胡适的意见有失褊狭。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对陈独秀说：“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35]胡适对梁启超、梁漱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传欧洲思想界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也十分不满，前者明明在《欧游心影录》中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36]他却将鼓吹“科学破产”的帽子强加在了后者的头上，强调梁启超无非谣言惑众。[37]梁启超请赵元任为罗素翻译，胡适私下却“警告”后者，“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38]对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三种路向”说，胡适的批评也有欠厚道。[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