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年将国民的养成和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他所谓的“中等社会”的身上。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说：“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务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27]他眼中的“中等社会”，也就是“士大夫”：“所谓士大夫者，国家一切机关奉公职之人，于此取材者。乃至社会凡为要津皆所分据焉。故不惟其举措能直演波澜，即其性习亦立成风气。”这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民初国事日非，“中等社会”、“士大夫”，多趁伙打劫，助纣为虐，令梁启超深恶痛绝，对之失去了信心。他说：“劝老百姓以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所动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岂不由是耶！”[28]五四运动的洪波巨浪与共赴国难的特殊经历，使梁启超在情感上进一步贴近了青年。他对五四青年运动深为感动，归国后撰文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思想界呈活气。”“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纯然可以乐观的。”[29]由是，他不再笼统讲“中等社会”、“士大夫”，而是对国人做了进一步的区分，明确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新青年的身上。他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一文中说，中国人有三类：第一类是军阀及其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和党人的大部分。“他们都是满含霉毒的坏血球，国家元气大半斲于其手”。第二类是独善其身的老先生和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们。“他们是带淡色的血球，虽然没有毒，却也没有多少防毒消毒的能力”。第三类“是知识阶级的青年，尤其是在大学里或游学外国全国人所有属望为将来各界领袖人物的青年。他们好比心房新迸出来的鲜血球，具有摧涤瘀毒荣养全身的能力和责任。中华民国的新生命能否缔造，全看他们的‘能力率’和‘责任心’何如。”[30]梁启超将新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与留学生，视为中国社会的新鲜血液，国家与民族赖以复兴的栋梁，对之抱有厚望。游欧归来后，他告别政治活动，全身心转向了文化教育。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奔走于北京、天津、南京三地各大中学之间，除讲授国学外，就是寄语青年学生，勿忘爱国。概言之，梁启超谆谆善诱，主要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