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发展民族的“文化力”。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并未忽视中西方的时代落差，即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现代的社会。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所以他一方面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同时，复坚持求同存异，主张既要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也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25]“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他反对一味抹杀中国固有文化。他说：从前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的，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梁启超强调，所谓“中国人之自觉”，就应当包含“文化的自觉”。“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很明白，爱国必须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增强本国的“文化力”，就是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26]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类的文明。欧战前后，东西文化的问题，是志士仁人探求救国道路不能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梁启超关于“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力”的思想主张，不仅使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为时人的文化思考，开拓了新的空间。
梁启超强调“国民之自觉心”、“中国人之自觉”、“民族精神之自觉”、“民主精神之自觉”，等等，说到底，是反映了他自身的自觉，即对于中国问题的重新审视。他对借以唤醒全体国民自觉心的中坚力量认知的变化，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