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养成“科学的国民”。梁启超早年的爱国论，强调“由爱国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20]其中，教育就是指要开民智，培育人才。此期梁启超投身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故又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民”的概念。[21]他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实业的初步发展，显示国人的自觉已迈出了三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是为首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是为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是为第三步。有了这三步，下面必然要引出第四步，即进一步独立发展本国实业的要求，这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用现代的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梁启超强调，与西人较，中国民族并不缺乏智慧，“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22]所谓“旧的学问知识”，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内涵的陈旧知识。国人传统思想中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痼疾，归根结底，端在科学之思想不彰。民国以来中国实业的发展，毕竟已证明了“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固守非科学的态度，只能被淘汰。梁启超说：“长此以往，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23]国家要独立富强，不能不发展自己的实业，而要发展实业，国民就不能不努力尽快地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梁启超将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倡导联系起来了。也惟其如此，梁启超不仅出任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董事，而且应邀到会讲演，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培养“科学的国民”的新概念。
其三，救国当“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年在《爱国论》中提出了“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的著名观点，1903年游美后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思想又明显后退。但是，进入民国后，尤其是经历了反袁斗争与新文化运动，其民主思想却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使国人懂得了：“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说，这“叫民主精神的自觉”。足见其思想的进展。游欧归来，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普遍高涨的影响，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运动的联系愈益深化。他在反省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误路。”立宪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维持现状下渐行改革；革命党则想打破固有的势力。但事实证明两者都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其结果是一个强盗没打倒，却生出了无数的强盗来，国事愈不可问。“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因就在于二者皆脱离大多数的国民，自立自的宪，自革自的命，于国民不相干。“好比开一瓶皮酒，白泡子在上面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当幡然改过，“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24]不管梁启超所谓的“全民政治”事实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从倡言抽象的“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到主张改弦易辙，真爱国必“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其爱国主义思想毕竟是与时俱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