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梁启超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文中，最早提出了“国民之自觉心”这一概念：“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已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12]其后，他一再强调这一概念。所谓“国民之自觉心”，就是“具有知已知彼之明”，即具有摆脱自我封闭、在走向世界的同时，真正了解中国的。具体看，梁启超所谓的“国民之自觉心”，其内涵主要有三：
其一，“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有二。其一就是让国人从此懂得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便“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13]他在早年就已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所谓“世界主义”，是“万数千年后”的事，在现实中，国家毕竟是竞争的最高团体，所以“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14]梁启超已涉及到了爱国与“博爱主义”、“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问题，但他显然是在强调后者仅是遥远的理想，重要的是要爱现实的国家，故不及固然是野蛮，超过这个范围而奢谈爱，也是荒谬的。这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危若累卵的近代中国，自有其合理性，但其存在偏颇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此期梁启超再次论及这一问题，但其前后之见解，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在国家面临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之际，“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15]故须知合群爱国。所谓自觉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全体中国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我们是“‘整体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16]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反对“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的“不健全之爱国论”，即一种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打破故步自封，“毅然舍已从人以求进益”。[17]要言之，所谓“国民之自觉心”，就是要提倡“健全的爱国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18]“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9]梁启超仍然注意到了爱国与“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但其强调的重点，却是在提醒国人要摆脱“不健全的爱国论”。现在，他强调，自觉的健全的爱国论，就是主张“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即讲爱国同时就必须具备世界的视野与助益全人类的胸怀。由是观之，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显然大为深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