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惟其如此，梁启超对持“中国必亡”论者，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持是论者愤世嫉俗过甚，不仅颓然自放，且涣散人心，为害甚烈。“质而言之，则持中国必亡论者，即亡中国之人也。”[6]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反对“自杀主义”。尽管在他看来，忧愤自杀与持“中国必亡”论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志行薄弱之表征”。不自由毋宁死，固然是对的；但是，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中国正需要更多的仁人志士，以唤醒行尸走肉之辈，“浸假别出一途，以实行自杀主义，是我与彼辈同罪也。呜呼！我有意识之国民，其毋自杀”。[7]为此，他大声疾呼，表示愿就以下的抱负，与真正的爱国者共勉：微论中国今日并未亡，即令已亡，国人也当继续奋斗！若国土为外人占领过半，则当学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则当学十九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国并吞，则犹当学蒙古时代的俄罗斯人与今日之匈牙利人。应当坚信，有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同胞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由此而言，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吾侪其忍更颓然自放以掷此至可贵之岁月也。呜呼！吾音哓而口瘏，吾泪尽而血枯，不识国中仁人君子其终肯一垂听焉否也”。[8]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如果说，这还毕竟是对外的公开言论；那么，晚年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中表达的同样情感，就应当说，其真诚愈加令人感动了：“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变，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一事，成败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9]这是他去世前两年说的话，可以说，他是不屈不挠，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祖国的事业。
梁启超用心良苦，不仅自己奔走国事，不屈不挠，而且为激励他人，还专门撰写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国之武士道》、《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等文，刻意表彰中外历史上的爱国者。他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说：“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0]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他则强调说，建国前的意大利与中国现状相若，甚至还不如我，故其三杰最值得国人效法。意大利何以成功？“岂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国’二字。群走集旋舞于其下，举天下之乐，不以易祖国之苦，举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国之乐。人人心目中有祖国，而祖国遂不得不突出，不涌现”。“天下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真爱国者，其视国事“无所谓艰”、“无所谓险”、“无所谓不可为”，生死以之而已。所以，只要国人“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则吾中国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1]
应当说，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晚清还不免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他对包括田横、申包胥、张骞、赵灵王等人在内中国古代人物牵强附会式的颂扬，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入民国之后，则显然愈趋理智、开阔与深沉。这主要表现在他进一步将爱国论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从而展现了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