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命途多舛。这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了无数志士仁人的爱国热诚；但是，另一方面又令意志薄弱者常生悲观之思。惟其如此，在近代史上，强国梦与亡国论，复又交织并起。梁启超难能可贵，即在于虽经历了千辛万苦，对中华民族的必定复兴，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梁启超认为，国家与个人然，“生于希望”。人生有两世界：就空间言，有实迹界，有理想界；就时间言，有现在界、未来界。前者属于行为，后者属于希望。“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卷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故人类胜于禽兽，文明人胜于野蛮，就在于“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1]抱希望愈大，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健。越王勾践与摩西的故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2]所以，爱国者必当是对国家的复兴抱无限的希望者。“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3]他的《论中国之将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大中华发刊辞》诸文，无非对此无限之希望，三致意焉。但梁启超没有停留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智慧并不亚于西人等等的铺陈，其独到之处，是揭出了“国性”说，以为立论的基础。他指出，国有与立，中国历时数千年，生生不已，本身已说明它久已浸成了独有的“国性”。所谓国性，虽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但其具象于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中，仍依稀可辨。它沟通国人的德慧术智，纲维国人的情感爱欲，成为凝聚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遭瓜分之祸，多缘内部分裂，而分裂的原因无非有三：“国内种族相争”、“国内小国相争”、“国内宗教相争”。[4]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纷争的时间短，其人种地势与宗教皆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外人实无隙可乘。“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藉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故“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5]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上就是指“民族精神”，他的论述未必精当，但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