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民族可危。在此种情势下，倡言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固然顺乎天应乎人；但是，如何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却是需要更高的智慧与理性。梁启超从一开始便遇到了这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认识显然有一个过程。1899年他在《答客难》中说：“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16]梁启超显然未能理直气壮地将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他认国家主义是现实的需要，世界主义只是未来的理想，以为国难当头，强调世界主义只能是清谈误国。这在实际上，是将二者对立起来了。到1902年他著《新民说》，仍不脱此种困惑：“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17]其后，梁启超的认识渐生变化，尤其是游欧归来，豁然开朗，他更明确倡言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他说：“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8]梁启超当然没有忘记世界大同为期尚早，中国依然面临着列强的威胁，但他现在却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讲爱国主义，即弘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与世界主义是统一的，因为中国的复兴恰恰可以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主张既要讲爱国主义，又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称之为“大国民之器度”[19]：“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20]梁启超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学者，于此可见一斑。同时，也不难看出，长期以来论者多斥游欧归来后的梁启超倒退了，他们实未读懂这位智者。
其四，“要靠新出来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