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既认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他格外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合乎逻辑的。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最初提出“爱国”与“国魂”的概念虽然都在同一年即1899年，但前者要略早于后者。是年2月20日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爱国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专论爱国的长文。而他的《中国魂安在乎》，则要晚到是年年底。是文明确认定“爱国心”是“中国魂”的核心，这说明梁启超的民族精神论是其“爱国”论的发展与升华，而后者从一开始便也构成了前者的中坚与基轴。梁启超强调，爱国大义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8]“若是国家这样东西一日尚存，国民缺了这点精神，那国家可就算完了”。他认为，国人智力欠发达，尚是容易补救的事情，但是，若爱国的“情操不发达，那却是不治之症”。[9]所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应成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建国最重要的一环。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他说：“吾尝游海外，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则相告以爱国之实业；衣襟所佩者，号为爱国之章；游燕所集者，称为爱国之社。所饮之酒，以爱国为名，所玩之物以爱国为纪念。兵勇朝夕，必遥礼其国王。寻常饔餮，必祈祷其国运”。惟其如此，其国人“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呜呼！何其盛欤！”[10]与此同时，梁启超尤其强调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对于培育国民的民族认同感、爱国心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国民，对于本国历史文化要有最起码的了解，这样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令‘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并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意识”。[11]在这过程中，中小学的国史教育又是根本。“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12]“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13]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上述见解实代表了近代许多志士仁人的共识。例如，1904年《江苏》上刊有《民族精神论》一文，即指出：“民族之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14]章太炎则将爱国主义比作庄稼，以为其培育同样需要浇水施肥，这即是历史教育。他说，“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5]包括梁启超在内，他们不约而同，都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欲培育国人的爱国心，于此事绝不容等闲视之。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三，要有“大国民之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