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梁启超自1899年发出“中国魂安在乎”的呼喊以来，其一生的奋斗即在于倡言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以复兴中华。1920年初，他游欧归来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就特别强调说：国家之存在就是“要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1]这里的“文化力”，最根本的自然是“中国魂”，即中华民族精神。梁启超对此的思考，以下几方面最值得关注。
其一，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
梁启超早年撰有《说悔》一文，指出：“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他认为，“悔”之发生力有二：自内与自外。前者非大智慧不可，后者受感动而起。但无论如何，凡言“悔”，必曰“悔悟”、“悔改”。“盖不悟则其悔不生，不改则其悔不成”。所谓“悔”，就是自省。一个人能“悔”，则一身进步；国民能“悔”，则一国进步。一个民族的自省与自信是统一的：“悔改之与自信，反对之两极端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强调：真能悔者，必定是真能不退缩者。“何也，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2]基于此种识见，梁启超不仅看到了国性若人性，有优长自有其短，而且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应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需扬长去短，与时俱进。他说：“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3]由于近代社会开通风气维艰，为救衰起弊，梁启超于晚清着力点显然偏于民族自省，上述《中国魂》一书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随着民初“醉心欧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日渐抬头，其着力点明显复转而趋重强调自信力。例如，他说，以往有国人常尊中抑西，是不对的；但现在不少人却尊西抑中，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优长，这是“矫枉过正”：“中国人既不是野蛮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长处，“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到一钱不值呢？”[4]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以为且不说它不可能，即便可能，将中国完全变成东方的美国，也是个悲剧，“因为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丑化了”。[5]所以，他连续撰文倡言弘扬国性，并断言：“而以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6]不仅如此，游欧归来，他反省欧战，愈益坚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长，自觉在思想上由被动转为了主动。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强调“中国人之自觉”，这样写道：“……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7]足见梁启超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自信。
其二，必须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