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的对日评论，除了“本社撰稿”的社说之外，常转录诸如《时报》《中外日报》、《大公报》、《南方报》、《天津日日新闻》等全国各地重要报刊的文章。故其上述“心醉日本”的心理及舆论倾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文说：“谛视吾国今日社会之现象，朝野上下，殆可谓具同一心醉日本之倾向者矣。”[14]此种“心醉日本”固然包含着羡慕日本这位“新进少年”，[15]学习西方有成、足资楷模的积极成分，但是，相信日本是包括中国在内亚洲黄种的代言人，甚至是解放者的盲目倾向，显然存在。虚幻的东西终究不能长久，人们很快便失望了。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指出：日俄战争后，亚洲各国多视日本为自己反对殖民统治的代言人，“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政治考虑下，各种解放亚洲的梦想很快便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寻求日本人的协助”。“在其后的日子里，日本先并吞韩国，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亚洲人眼中，日本的扩张政策并非代表亚洲解放力量，而是压迫的象征”。[16]这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就《东方杂志》而言，其由“醉心日本”转变到警惕并进而自觉地批判日本的侵华野心，毕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迄1915年前，其“醉心日本”的倾向虽在日渐淡化，也有个别文章对日本的野心曾表示了某种担忧；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应有的警觉，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由国人撰写的正面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更多的文章包括译文在内，是在“客观”地介绍日本在满蒙地区及韩国的所谓“调查”、“开发”，甚至不乏称颂之词。[17]1907年发表的梁启超《中日改约问题与最惠国条款》一文，还在强调日本对华友好，不存“歧视”，相信日本能带头推动列强取消对华最惠国条款。[18]1911年虽译载俄刊文章《日本之帝国主义》，但译者却在“按语”中强调说：“其说之当否，姑置不辨。”[19]刊物立场之游移暧昧，足见一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图穷匕首现，舆论哗然，激起了全国抗议的浪潮。《东方杂志》“醉心日本”之梦，才随之真正幻灭。1915年4月主编杜亚泉（高劳）发表《日本要求事件》长文，明确指出：日本的国策就是“执行扩张主义，以准备战争”。他说，甲午之役，日本割占台湾，因三国干辽，未得展其夙愿，但要求福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终通过日俄战争占有了东北权益。此次它提出“二十一条”，就是想利用欧战乘机控制中国：“此次欧战发生，日本既加入协约国方面，以兵力攻取青岛。其政府官僚，乃以此为解放对华问题之适当时机，要求条件，遂乘时提出矣。”[20]前后相较，其持论差若天渊。
至此，《东方杂志》早期缘日俄战争浸成的所谓中日并兴共赢的心理期待，既烟消云散；其后，尤其经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中日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它便得以进而形成自己清醒理智的日本观。
[1] 《日俄交涉决绝始末》，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03-11。
[2] 《日本致胜之由》，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1904-07-08。
[3]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3号，1904-05-10。
[4] 翰富：《论日胜俄后列强于亚东之现象》，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9号，1905-10-23。
[5] 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在所著《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一书中说：“日本在1905年战胜俄国，其结果是中国、越南以至菲律宾、缅甸、印度等地，卷起一股反殖民浪潮，亚洲各地人民均视日本为反殖力量，认为日俄战争是近代首露曙光，显示黄种人可能战胜白种人。”（李朝津译，218～21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