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上述人们的心理预期不乏自己的合理性：黄白本无优劣之分，日胜俄败确实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此种谬说；而俄败也无疑是进一步暴露了这个专制帝国的衰微，它反映了国人反抗西方压迫愤怒情绪的宣泄。事实上，这也是其时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共同的心态。[5]因之，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及其思潮的影响，不容轻忽。但是，也应当看到，日俄战争正是日本走上帝国主义不归路的重要节点，此种心理预期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麻痹和淡化了人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警觉。这表现有二：其一，误判事实，将日本的对俄战争视作仗义之举，进而一厢情愿，倡言中日携手双赢的虚幻愿景。《东方杂志》上有不少文章，将日俄战争视为日本代中国而战的“仗义”之举，称之为“良友”“善邦”、“友邦”，感激不尽。例如，有文说，“日本受此一番亏捐，厥根源，实由中国衰弱之所致”。[6]另有文也说，我既无力收回东三省，日本“友邦仗义出而为争”，却复称中立，“不能出一兵一矢之助”，[7]不免大失脸面。更有甚者，指责清政府不忘甲午旧仇、亲俄拒日之非：“甲午之日本，于我诚为仇敌，然既已媾和之后，日本上下议论，皆欲缔好于我，动我以同种同文之感情。”然而，政府应对失策，“以丧师失地之故，衔恨日本”，[8]促成三国干辽，终亲俄拒日，使东三省局势为之一变。所以，在《东方杂志》看来，由此引出的教训，便是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当捐弃前嫌，走“与日共兴”、黄种共赢之路。上述创刊号首文《论中日分合之关系》写道：“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后，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归于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中日相知甚古，其间虽不无冲突，无伤大局。甲午之役虽属例外，但实因韩而起，双方未必成见在先。“我国不能知是役牵动之巨，想日本亦未必能测其终”。今当亚欧荣落，黄白兴亡之际，中国欲不自处于奴隶与牛马的境地，唯有走与日并兴这一历史必由之路，“则必与我之同利害者相共而后可以集事也，明矣。此所谓天定而不可逃者欤”？要看到，中国分而日本孤，固不如中国强而与日本并立为得计。所以，即便没有日俄之战，中日并立同样“有可决之于天理人情之际者矣。若是者，宗旨既明，而后政策自此始”。[9]不难看出，《东方杂志》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是以相信日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前提的，为此甚至不惜罔顾事实，重新解释历史。故本刊以下的论调十分流行：“日本既成东方强国，则本其种种之感情，必有一日扶植中国，而攘斥欧美。”[10]“中国虽不振，要亦黄人之余裔，……经此番刺激，急起而直追，与日本相为后先，全力而扼东方之霸权，则天下事亦可量也。于乎，存亡之机，在于今日。”[11]从一般意义上讲，中日同文同种，应携手双赢，自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人们于日本的侵略正步步进逼，视而不见，却一厢情愿地侈谈并立与双赢，实无异与虎谋皮，自蹈险境。其二，轻率断言日本对东三省不抱野心。与上相应，《东方杂志》轻率断言日本对东三省不抱野心。例如，有文说：人有疑日本在韩独霸，今百战之后，于东三省也必然要独占，其实不然。日本人口不过五千万，得韩已足，不可能贪得无厌。“故其所以争者若是其烈，然固非有殖民之见存。得之虽难，而其所以视东三省之初意，固与其视韩国迥殊。必谓欲以如此辽阔之幅员，据为私有，屏他人于门外，坐令地有遗利，是断非日本之用心矣”。[12]另文也说：日虽胜俄，但不会独占东三省，因为“日本果欲全占满洲之利益，则将以何词以解仗义兴师之举乎”？“故吾料日本将来之对于满洲，仍当持美国所首倡之开放主义以处置之，而己亦与利益均沾之列”。[13]此后残酷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是多么天真幼稚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