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巧合，1904年3月《东方杂志》创刊之时，正赶上了日俄战争。当年它刊载的相关文章包括战事报道，多达95篇；创刊号开宗明义之第一篇文章，即是由“本社撰稿”的“社说”：《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足见《东方杂志》开张伊始，便与日本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俄战争，是两大列强为争夺满洲，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一场**裸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故于双方并无是非正邪可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战争一开始，《东方杂志》的舆论便全然站在了日本一边。例如，其《日俄交涉决绝始末》一文这样写道：“维持韩国自主独立，暨疆域地土之完全无缺，藉以保护日本帝国在韩国所享莫大之利益，于日本国泰民安，实为紧切，亦属不得不然之举。是以凡有令韩国沦于阽危之一切举动，日本帝国政府实不能漠然观望之。”俄不仅违约占据满洲，且危及韩国安危。“日本帝国政府为保维东亚永远和局起见，深愿将日俄两国在满洲及韩享利益与俄国和衷相商，妥为调和。”[1]但是，俄拒绝协商，终酿成了两国战事。这里显然偏袒日本，将之说成了是正义的一方。不仅如此，它还借英报的舆论，颂扬日本国民“莫不视其力之所及”，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这场战争；日本军人更是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其心有所信仰，故精神奋励，常欲建立功名，以尽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天职”。[2]这自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形象”。
时距中日甲午战争不过9年，《东方杂志》所以不记“前嫌”而站到日本一边，端在于存在强烈的心理预期：日俄战争实为黄种与白种之战，立宪与专制之战；中日同为黄种，却有立宪专制之别，故若日胜专制之俄，则逻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黄劣白优之说固破，而立宪优于专制之理自明。这对于久受西方压迫和正在吁请立宪的国人来说，自然是乐观其成的绝好兆头。本刊中的许多文章都在强调，日俄战争关乎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案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此二者改，则世界之面目全换矣。”“若中国则黄种专制国也。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3]中国前途从此有可望之机，岂非其明？因此，不难理解，人们相信，若有望俄胜日败者，其心定然不可问；也不难理解，战争结局果然是日胜俄败，《东方杂志》上立刻响起了一片黄种之中国将兴的欢呼声：“伟矣哉！铁血主义之能左右世界也。今者日胜俄败，战局将终，向时黄白优劣之说，不足复信，太平洋日本海之间，骤辟一新天地也。戢列强膺瞵鹗视之态，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当此之时，正我中国四万万人投袂奋起，力图自强之日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