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国社会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西方思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初年，中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当陈独秀诸人热衷于仿效西方近代文明批判中国旧文化之时，欧人却在反省自己的文明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无论是其社会主义取向还是反省现代性的取向，都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并在事实上都给新文化运动打上了自己的印记。[2]1919年底，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开宗明义即写道：“现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由欧洲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3]在这里，“新文化运动”被说成正从欧洲传到中国。在蔡元培的心目中，这个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心仪久之的以倡导“生命创化”与“新精神生活”为中坚的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他积极迎受反省现代性思潮，使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陈独秀、胡适所以固执地拒绝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性，重要一点，便是他们对欧战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点，视而不见；而蔡元培所以强调中西融合，恰恰是借重了反省现性，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东西文化结合》中说：在欧洲“尤其是此次大战以后，一般思想界，对于旧日机械论的世界观，对于显微镜下专注分析而忘却综合的习惯，对于极端崇拜金钱，崇拜势力的生活观，均深感为不满足。欲更进一步，求一较为美善的世界观、人生观，尚不可得。因而推想彼等所未发见的东方文化，或者有可以应此要求的希望。所以对于东方文明的了解，非常热心”。“照这各方面看起来，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4]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学界多贬抑梁启超诸人主张中西融合为守旧，但却发现不便贬抑的蔡元培，在这方面却恰恰与之趋同，故难免于尴尬。实际上，这正反映了蔡元培超越陈独秀、胡适，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引入新文化运动，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国人的视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缘此愈趋深化。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说：“对现代性的攻击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积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与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这种攻击从波德莱尔和尼采延伸到阿尔托、海德格尔和当代后现代主义。”[5]从尼采的反省现代性到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包括蔡元培在内，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所业已提出的问题与思考，许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应当看到的。
当然，蔡元培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局限。他对于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虽有更加冷静和避免了简单化的长处，同时，作为北大校长，也不容放言无忌，但终究缺乏应有的力度。他唯一的一次批评孔子，却不免诚惶诚恐，就反映了这一点：“吾国分士、农、工、商为四民，而士独尊。吾不得不犯众怒，归咎于人人尊崇之孔子。孔子蓄雄心，欲揽政权，故游说各国，推士为独尊，而轻视农、工与商，致门弟子中有农、工、商之才者，亦为所迷，而不知返。”[6]难怪陈独秀批评说：“蔡先生不反对孔子”，“此余之所不同也”。[7]
但是，尽管如此，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卓然独立，却难能可贵。后来梁漱溟在纪念文章中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虽非一人之功，“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又说：“假如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个。”[8]其言在概括蔡元培的一生，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特贡献与思想个性而言，它同样是贴切的。
[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434页。
[2] 参阅拙文：《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见《近代史研究》，2009（4）。
[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页。
[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51～52页。
[5] ［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225～2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89页。
[7] 陈独秀：《独秀文存》，92页。
[8]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346页；《蔡元培与新中国》，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