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炸毁，但《东方杂志》坚持出版。其第29卷4号发表主编胡愈之的文章《本刊的新生》，宣告本刊在战火中获得“新生”，将以“拿枪杆子的精神”拿笔杆子，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22]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明，经历了近30年的观察与思考，《东方杂志》不仅洞悉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决心从此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全民抗战的伟大洪流。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东方杂志》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申明大义的同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日本民族始终持理性的态度。
[1] 何海鸣：《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2] 武堉干：《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3] 武堉干：《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6页。
[4] 章锡琛译：《日本大隈伯爵之东方平和论》，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12号，1914-06-01。
[5] 梓生：《日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观察》，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6号，1922-03-25。
[6] 溥贤：《日英续盟与中国之命运》，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06-25。
[7] 《中日缔结不侵犯条约论·记者按》，载《东方杂志》，第26卷第21号，1929-11-10。
[8]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 同上书，27页。
[10] ［日］中谷武世：《亚细亚联合果不可能乎？》，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15号，1931-08-10。
[11]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见《李大钊文集》（上），609页。
[12] 高元：《咄咄亚细亚主义》，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05-15。
[13] 明炤：《亚洲联邦问题》，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15号，1931-08-10。
[14] 高劳译：《日人之开发中国富源论》，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1915-06-01。
[15] 马寅初：《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3号，1926-12-10。
[16] 陈世鸿：《我国煤铁矿与日本国防及工业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9号，1922-10-10。
[17] 何维华：《日本南满铁道公司经营东省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20号，1927-10-25。
[18] 育干：《日本之内阁更迭》，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1927-04-25。
[19] 化鲁：《日本的东方政策》，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3号，1927-07-10。
[20] 武堉干：《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7号，1927-09-10。
[21] 育干：《日本对华急进与满蒙问题的归趋》，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1号，1928-06-10。
[22] 愈之：《本刊的新生》，载《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1932-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