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5日即田中内阁上台后仅五天，《东方杂志》就已开始提醒国人说：“日本新政府，却又处处不忘侵掠主义的旧梦，这于东亚时局的将来，关系要算很重大咧。”[18]7月7日“东方会议”刚结束，10日化鲁即在《日本的东方政策》中指出：自田中上台，“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要有一个急遽变化了，要倾向于顽强化了。果然，田中就职以后，就竭力想从对华政策中，一显身手，于是第一件事就是决定了出兵山东，第二件事是如今东方会议，以解决对华问题”。其对外发表的所谓八条纲领，无非包藏祸心，“我们应该格外的加以注目呢”！[19]武育干是常驻日本的记者，他及时和连续发回的一系列重要文章，最能代表杂志高度警惕的目光。他的《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针对“东方会议”，就曾一针见血揭穿了日本的侵略阴谋：日本何以如此急切？原因有二：一是“临时的动机”，要赶在国民革命军到来前解决悬案，实现其占领满蒙的目的；二是“百年的大计”，就是它的“大陆政策”——占据富饶的满蒙为侵略基地。[20]迨济南惨案发生，武育干更是尖锐地预言，这是日本武力侵华的前奏。他在《日本对华急进与满蒙问题的归趋》一文中，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入木三分：“济南惨案只是决要重燃的东亚一种重大问题的开始：这便是‘满蒙问题总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日本而言，便是直截了当要“并吞满蒙”。这种计划并不自今始，但它现在却硬要贯彻执行。“因为硬要贯彻这种计划的缘故，所以非借武力不可。这次出兵山东，强占济南青岛，便算它的武力政策的第一步已大功告成了。近来各方消息，随处都有可看出它正实施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政策”。武育干进而指出了人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态发展的蛛丝马迹：其一，日本正向奉天集结军队，并以“维持治安，保护侨民”为借口，“掩饰它出兵东三省的阴谋”；其二，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同时正扶植废帝溥仪，将之由天津转移到大连，“以便推他作满洲的皇帝。名义上说是扶助满洲独立运动，实际上是假借这个虚君制度，以便夷‘满洲王国’为日本领土”。这无非是其吞并朝鲜的故技重演；其三，日本大造东三省独立的舆论，诸如“拥宣统复辟”、“请遗臣拟拥恭亲王为满蒙君王”，以及“满蒙非中国领土”说，等等，谣言四起。他强调，“蛛丝马迹，在在足与上说相印证”，“不能不疑于日本的阴谋鬼计，刻下正在分途进行咧”！现在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扰乱倘一发生，它便有所借口来派兵‘维持治安’了”。果然，日本人正在奉天制造所谓“炸弹事件”、“日侨恐慌”等等的紧张空气，“日本人的阴谋已图穷而匕首现了”。武育干最后大声疾呼，日本方针已定，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已不可避免：“中国方面为图国民革命成功，为图国际地位之改善，也终非出于对日用武力不可。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我们要怎样的着手准备，以便倾全力以图‘满蒙问题的总解决’呀！”[21]不到三年，日本果然挑起了“九一八”事件，进而占领东三省，继而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此不难看出，《东方杂志》的上述预警和呼吁未雨绸缪，表现了多么可贵的预见性和尖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