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列强对华侵略的手法多有改变，由**裸的武力征服变为以经济掠夺为主，借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但是，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容易感觉到它（毛泽东语）。如前所述，在未走出缘日俄战争产生的“醉心日本”的误区之前，《东方杂志》对日本在华的经济掠夺，多熟视无睹，故甚少有专文揭露者；1915年后既廓清了“中日亲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迷雾，其目光自然变得尖锐了起来。这表现有二：一是注意利用日本朝野自身狂妄的扩张言论，助益国人洞察其奸。例如，它曾译载日本《太阳杂志》文：《日人之开发中国富源论》，其中公然这样写道：“中国之富源，亦世界之富源也。”中国既无力开发，只能借助外人，中国官民若不明此理，“自闭其宝库，则各国为文明进步之故，当强制执行”。日本既缺乏煤铁等工业原料，粮食也不够，“中国乃其最大之供给地”，它向中国提出“特别之要求”，自是理有固然。[14]这种恬不知耻的强盗逻辑，当令国人惊心。二是通过具体事实揭露日本在华尤其是在东三省进行的大肆掠夺。1926年马寅初的《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一文指出：现有在华日侨约25万多人，北部以南满为中心，侵入东蒙；南部以上海为中心，蔓延于长江一带。他们有往来居住通商工作之权，且享受最惠国待遇。以中国每年每人送金额约150元计，则我输入于日本，除入超一亿数千万元、借款利息一千五百万元、投资盈余一二亿元、留学生费三百万元之外，又须增加四千万元左右之送金额。换言之，我四万万人，每年每人对日本应负担一元左右之税金。“其数目之巨，真令人毛骨耸然，闻而却走”。反之，日本对我侨民却施以种种恶行，包括我小行商非随身带百元以上者不准上岸。故此不平等条约倘不改订，“将何以平吾民之愤耶”！[15]陈世鸿的长文《我国煤铁矿与日本国防及工业之关系》，对所有与日相关的中国煤铁矿，按地点、因缘性质、品质、产量四个方面，分别作了具体的考察与统计。他指出，日本每年由中国进口的煤，占其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而铁矿石“几全仰给于我国”。推原其故，端在价廉、运便、质优。但问题在于，日本正是利用这些煤铁原料加强它的国防工业，然后反过来，又藉此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今日与敌以煤铁，又何异乎遗敌以坚甲利兵，而资寇粮也耶？甚矣！以我国之煤铁，制之成器，转而威胁我，侵略我，恃强要挟，无所不至，我非至愚，安忍袖手坐视，任人脔割乎？”[16]如果说，上述二人所论还仅是限于通商条约及煤铁单项的情状；那么，何维华因在东三省旅行有感，撰成的《日本南满铁道公司经营东省之现状》一文，通过对南满铁道公司的考察，则是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在整个东三省的野蛮掠夺。他说：日俄战争后成立的南满铁道公司利用欧战的有利机会并借助“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迅速扩张。从业人员多达近4万人，经营涉及铁道、港口、矿山、制铁业、电气煤气业以及地方事业六大项。其中的两大铁道及其支线形成了庞大的路网，经此东省富源不断外溢，而日货则日增。港口内分大连、营口、安东、上海等埠，以大连为中心。航线分大连——上海；大连——香港，前者为运送旅客百货之枢纽，后者则为运输抚顺煤炭专用。地方事业包括土地房屋、市街经营、教育、卫生设施、试验场及研究所五大方面。文章附有所营各业每年总收支及并年纯收入统计表。据作者统计，1907年纯利为200余万元，1926年则增至约350万元。作者进而写道：南满铁道公司名为公司，实则负有日本政府的使命，其目的“不仅为经济侵略，开发产业，构成他们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同时具有强占东省之野心，作他们人口问题之解决。年来移植，源源而来者，年必数万计。直等东省如朝鲜，而该国内满鲜并称，更无惮讳”。他最后强调说：“愿国人速起认清帝国主义者筑成要素之所在，去努力做打倒帝国主义——日本的工作。今草此篇，就是证实日本帝国主义筑成要素之所在，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声浪中一个参考。”[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