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渲染“中日亲善”的同时，日本国内鼓吹“大亚细亚主义”或叫“亚细亚主义”的声浪，也甚嚣尘上。日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原为19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民间思潮，它强调亚洲各国是命运共同体，应平等联合共同对抗西方的压迫，不无积极的意义。但是，“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质变’的开始”，它日益成为了为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服务的工具，蜕化成了“大亚细亚主义”，即“大日本主义”。[8]1924年10月，日本有影响的刊物《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出版增刊《大亚细亚主义》，集中发表了共50篇文章，虽具体的观点各异，但其主要倾向就是鼓吹扩张主义。如蕨橿堂的文章题目就公然标明：《大亚细亚主义等于大日本主义》。[9]由于“大亚细亚主义”表面上主张亚洲各国共同反抗欧洲的帝国主义，故有一定的迷惑性。例如，中谷武世写道：“今日的中日相争——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家以今日这样的心意和态度对付日本，以煽扬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敌忾心为能事，这实在是给欧美帝国主义以可乘的绝好机会和便利。已渐渐退去的欧洲帝国主义将重新恢复它的势力，而策划在东方再建霸权罢。……（中国人）关于这种危险，非深深地加以考虑不可。”[10]正因为如此，李大钊曾多次著文指出，日本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和“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11]《东方杂志》对此的批判，用力尤多。高元在《咄咄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德富苏峰与浮田和民诸人对于“亚细亚主义”的具体说法容有不同，但他们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张目却是共同的。“我们知道亚细亚孟禄主义——新亚细亚主义，——是要把日本做个东亚的主人翁，别个国家都是它的奴隶。等到它摇身一变，它还要做个向外边抢的主义”。“所以新亚细亚主义，简直是‘日本人的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的种子。有发生大危险的可能性。老实说一句，新亚细亚主义就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罢了”。[12]明燳更进了一步，他尖锐地指出：劳资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对立，20世纪种种矛盾正集中于亚洲。日本“亚细亚主义”倡言“种族之联合与抗衡”，“可谓昧于世界潮流，思想陈腐”，无非“完全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说话”。中国、朝鲜等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不通过武力反抗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列强正集注于中亚角逐，太平洋问题有可能酿成二次世界大战。有识之士绝不能成为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应声虫：“当此风雨狂暴的前夜，我们东方的被压迫的民族，应该联合起来，积极奋斗，将来方可在世界潮流的洪涛中救出自己而不至于沦丧。我们身为智识阶级的人，就使不负起唤醒正在沉梦中的被压迫民族及弱小民族的责任，也万没有反过来粉饰太平的道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