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是之故，《东方杂志》对于太平洋会议后日本朝野大肆宣传“中日亲善”，扬言将改善对华政策，嗤之以鼻。早在1914年初，新任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就发表《东方平和论》等文，大谈中日同文同种，“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帮助中国是日本的天职：“日本而灭中国，乃日本之大害。中国而仇视日本，亦中国之不利也。”“维护中国之安全，启发中国之文明，以为维持东洋平和之基本。此日本之天职，欲弃而不能弃，欲夺而不能夺者也。”[4]但话音刚落，次年他就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足见其虚伪之至。为了平息中国不断高涨的反日浪潮，同时也为了摆脱太平洋会议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以便在“保全中国”的名义下与西方列强抗衡，保持自己在华的优势地位，寺内正毅以后的日本继续渲染“中日亲善”。但今非昔比，中国人已不愿上当了。张梓生在《日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观察》一文中说：“向来日本方面所讲的中日亲善，我们早已闻命，现在没有重复讨论的价值了。”“‘大隈式’的亲善政策，政客们口是心非的亲善议论，我看了不但不能领受他们的善意，反觉得中日两国间的鸿沟，因此愈划愈深，中日亲善之道路，因此愈走愈远。”[5]因为，这无非是日本外交政治上宣传的一种需要罢了。溥贤的见解更加尖锐，他指出：“日本对华，始终以扰乱中国为唯一政策。中国‘乱’而后日本始有机可乘，始有辞可藉。中国愈乱，日本愈利。彼当局政客日言希望中国日臻治理，皆自欺欺人之辞耳。读者不见日本在华之行动乎？复辟党也、帝制党也、直派也、皖派也、安福部也、政学会也、张派也、北方政府也、南方政府也，有一不受日本直接的间接的教唆挑拨者乎？最近二十年来之政变，谓之日本在华之活动史，亦非过言。”“日本所设之陷井，中国人无一不蹈之，一蹈再蹈，而不知觉悟，亦可悲也。”[6]其言沉痛，良有已也。1929年日本外交界要人小村俊三郎在东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散发所著文章《日支不侵犯条约缔结论》，鼓吹为缓和两国国民对立情绪，“约定日本不侵害中国独立主权，中国也不要妄用不法手段侵害日本之条约权”。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本身就是侵害后者主权的产物，既坚持“日本之条约权”，所谓“日本不侵害中国独立主权”又何从谈起！这显然是颠倒是非的强盗逻辑。《东方杂志》在转载此文时加的记者按，力斥其谬，可谓义正词严：要中国承认中日现行条约以保障日本的固有权利，“那岂非举国所不承认的二十一条以及数种不合法的铁路草约，也要加以承认吗？以这样重大的牺牲来换取空洞的日方尊重我国主权的虚名，恐怕国人虽愚，也绝对不能加以承认吧！”[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