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东方杂志》直面日本，显露自己全新的应对态势，还要晚到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之时。
这是美、英、日诸列强继巴黎和会之后，为进一步协凋彼此关系和安排战后的世界秩序，而举行的又一次分赃会议，并最终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应邀出席了会议，但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会议虽规定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归还中国，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国人的希望再次落空，但其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却愈加增强。《东方杂志》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出版了包括第18卷第18、19号在内的专号：《太平洋会议号》，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对日的关注提高到了全新的境界：专号集中发表了《太平洋会议与中国》、《废除1915年中日条约及其附属文件之研究》等共14篇长篇专文。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此前对日评论以转录其他刊物文章为主的做法，这些文章全部由本刊撰述。此后，以本刊撰述为主成为了惯例。这说明它全力加强了对日评论的力量。此其一。不仅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了更加完整的认知，而且十分尖锐地将日本军国主义视为制造中国及远东危机的祸根。何海鸣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仅限于中国，还想称霸太平洋。“日本侵略世界之阴谋，分南进北进二派。北进者在大陆，东三省首当其冲，蒙古与中国北部为其最后之目的，且或欲达到大隈侯身为中国总监之志愿”。南进志在南洋，包括太平洋夏威夷群岛、菲律宾、马来半岛、东印度、婆罗门洲各岛等。人所共知，日本早在明治之初即提出了对外扩张侵略的所谓“大陆政策”，并分五个步骤，试图有计划地实现其征服中国、朝鲜以至于亚洲与世界的狂妄野心。这里何海鸣的指陈显非泛论，它具体而准确，反映时人已十分确认日本的阴谋。所以，他断言：“世界不幸而有一日本，欲步普鲁士帝国之后尘。又不幸而有一疲弱之中国，以供日本侵略主义之试验品。于是世界多事，而外交坛坫上各呈其飞跃暗斗之状态矣。”[1]武育干也说：“数十年来，远东局势之不安，无一非日本军阀主义所造成之结果”；“酿成吾国今日之现象，质言之，殆均可谓日本军阀主义所造成者也”。[2]人们不仅视日本为中国与远东危机的祸根，而且将日本与中国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认作远东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其认识显然大为深化了。此其二。人们注意到了太平洋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列强间的矛盾冲突，尤其看到了美日间的矛盾终究不可调和。尽管对于提出“门户开放”与“保全主义”的美国仍抱有幻想，但他们提出不妨将联美或联俄作为选项，重新思考应对日本侵略的战略，却不乏创意：“中立乎？联美乎？与劳农俄国合而维持远东之和平乎？凡此皆宜作深长思者。”[3]足见人们已完全超越了日俄战争期间曾一度突显的所谓欧亚黄白种之争的旧思维模式，而展现了欧战后全新的世界视野。此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