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不同于一般的著作，它必须尽量吸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学科发展的全貌；同时，还必须适合于教学的需要。依库恩的理论，科学范式既是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科学研究的路径与模式，科学教材反映并支持这个范式，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于自然科学的定律、定理一旦确立，通天下皆一式，故其范式的内涵与外延易于把握并取得共识。这也就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可以主要依赖教材，而无需更多阅读其他文献资料的原因所在。历史学的研究，虽然一个时期也会形成某种主流趋势，但是，要说清楚它的所谓范式，谈何容易。近年来，随着范式概念的引进，近代史教材的编写究竟必须遵循“革命史范式”，还是必须遵循“现代化范式”，或者是“以革命史范式为主，适当结合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似乎成了大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个真问题。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如果说，近代史研究中真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有人说不止两种），那么，不用说众多研究者的归属，就说言者本人，恐怕也很难能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工作当归入哪种范式。所以，说到底，人们在“范式”名义下所争的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一点：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获致的共识，包括对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否还应当和如何加以继承，并体现在新编的近代史教材中。范式概念的引入，使问题的讨论增添了理论的意味，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繁复和沉重了。
教材要反映学科研究的现状是一回事，怎样实现这种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教材不是被动地反映学科研究现状，它要适合教学，注重自己的呈现方式。所以，教材编撰既要讲科学性，还需要讲个性与特色。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争论范式，而在于坚持科学性，突出个性与特色。在这一原则下，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该继承的传统必须坚持，该创新的地方必须勇于破旧立新。这符合学术史之通义，同时，近代史教材的建设虽然艰巨，却可以因之变得不需要那么复杂与沉重。
[1] 《光明日报》，2009-01-13。
[2]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5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同上书，85页。
[5] 同上书，199、101页。
[6] 胡绳：《胡绳全书》，第6卷（上），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33、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4页。
[9]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87～188页。
[10]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87、148、149页。
[1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21页。
[12]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01页。
[13] 同上书，14页。
[1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188页。
[15] 郭沫若：《近两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载《光明日报》，1951-07-29。
[16] 参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66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34），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 金吾伦：《范式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应用》，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6）。
[19]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