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上述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而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值得注意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译者金吾伦先生，新近在《范式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一文中，表达了他的困惑：“范式概念的应用，活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氛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范式转换使原来的传统产生革命，以至于抛弃了原来的传统，形成与原来传统相互冲突的新传统，新方向，这个新传统、新方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第二个问题就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因为如果前面所说的新传统、新方向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那么就不存在不可通约性问题，前后两个马克思哲学传统肯定是可通约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范式转换’中的范式概念就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概念了。”[18]他的此种困惑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仅是缘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如库恩所说，自然科学的“科学活动”，具有“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整体特征”，因而“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换句话说，自然科学领域新旧范式更替的发展模式，并不契合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的自身规律，因而才出现了扞格难通的尴尬。金吾伦主张，为了避免此种尴尬的局面，应当修改库恩的范式概念，对之作重新界定，他称之为“重建范式”。他说：“我认为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明确表明态度，而且还需要做许多非常细致和艰苦的工作。首先必须分清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同时指出其理由。”[19]金先生固然用心良苦，但是，且不说“重建的范式”既非原来的意义了，它是否还“神圣灵验”？仅就近年人们多倡言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权，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而言，这样做，是不是大违初衷，而且“太累”了？
要言之，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续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