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范式”这一新的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人们公认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实现了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此种转型若理解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传神和深刻。同时，我们对于蔡元培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称赞作者的眼光、手段与方法，可以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的理解，[14]自然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其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明显地划开了界限。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他说：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5]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如此等等。此种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若从范式更替的视角看，不是也可给人以豁然开朗吗？不过，上述皆关乎中国学术的根本转型，只要不作绝对化的理解，借范式相况，不易发生歧异；而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就要慎重，避免简单化。所以，观察学术的变迁，除了借鉴库恩的范式说，还不能忘了中国的传统视野。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16]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的变动，并对此更有生动的描述。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他复借佛教的“生”、“住”、“异”、“灭”说，具体阐发学术思潮“流转”即时代变迁内在的规律。其中，在谈到新旧学术思潮嬗变时，这样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之，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流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17]他们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耐人寻味。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视野。学术有通义，治史无定法。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研究既体现了古今中外知识的融通，更体现了史家个人德、才、学、识的综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恰恰是超时空和超范式的。故中国传统讲辨章学术，抉微钩沉，重学术潮流，同时也重学派，如今古文经学派、乾嘉学派、国粹学派、疑古派，等等。潮流与学派的提法体现了学术的共性或通义，既强调源流，同时又不抹杀个性，很符合学术沿革与发展的特点。例如，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其间多少事，岂是一个“范式”所能说得清楚？中国传统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表面上似笼统、写意，实有深刻独到之处，有自己的合理性，尤其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