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客观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重在求真。构成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是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它所体现的科学认知，可以反复验证，具有唯一性即客观真理性；故其新旧的更替，也多具有不可逆性。天文学上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托勒密的地心说，化学上的氧化理论代替燃素说，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库恩说：范式改变是革命，“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变成了兔子”。[12]也惟其如此，自然科学领域所谓“范式”的概念所体现的事实，更符合其字面的意义，显得整齐划一。但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在求善，包含着价值与意义，情况大不同。尤其是历史科学，其认知多不具唯一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一定的模糊性却是其特点。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就反映了这一点。故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新旧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新瓶可以装旧酒”，今人的新书要读，前人的古书也要读。物理系的学生可以只读最新的教科书，不必再去读牛顿、法拉第和爱因斯坦等前人的书；但是，学历史的谁能说司马迁的《史记》或班固的《汉书》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库恩的思想是十分严谨的，他不仅提醒人们注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存在着的差异，而且在强调科学新范式形成之维艰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迄今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是否能够形成自己的范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遗传学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3]既然连库恩本人都认为，由于自然科学是“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不是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