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谓“革命史范式”的提法应当慎重。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确实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研究视野与内容上都显得单一、偏枯；但是，因此便将之定性为“革命史范式”，却是不准确的。新中国史学区别于旧中国传统史学，根本一点，是在于它坚持以唯物史观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是一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以它作为科学的指导，史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局面。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所以形成了只突出反帝反封建的褊狭局面，除了上述能动助益中国人民现实的革命斗争这一积极的因素之外，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禁锢，学者思想难得解放，大家心存余悸，乐于趋同而视创新开拓为畏途，也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如上所述，库恩在谈到必须注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时，特别举例说：“例如，请回想本书反复强调的：在发展成熟的科学中没有（我现在应该说很少）竞争着的党派。或者，请回忆我所评述的范围，其中一个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为这个共同体的工作的仅有观众和裁决者。”他显然注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更多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其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全然成为自身工作的“仅有观众和裁决者”。应当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学术界，此种现象就更显突出，甚至于一个学者因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横祸（事实上，其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深受其害）。所以，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事实上近代史研究陷于偏狭的局面；二是造成此一局面原因的客观分析。后者涉及对新中国前30年近代史研究工作的评价问题，这里不能展开。但是，需指出的是：将经几代学者认真研究所形成的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真知灼见的一系列重要认知，简单定性或归结为“革命史范式”，不仅不准确，而且不公平。因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所获致的这些认知，归根结底，是体现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具有指导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将之仅仅归结为对“革命史”的范式意义，显然是低估了它，是不恰当的。这里涉及新中国建立60年来，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将二者对立或割裂开来，要看到它们间存在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近代区域史，甚至包括现代化史等等，新领域的不断开拓，既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善果，同时也是在既有认知基础上的发舒，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其次，库恩强调：“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11]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是否存在着如同库恩所说的像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整齐划一的所谓“范式”或叫研究“模型”、“模式”；其学术发展的规律，是否也同样表现为这种整齐划一的“范式”或“模型”、“模式”的新旧连续有序的更替？换言之，即便借用这个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二者可以等量齐观吗？这仍然是可以提出作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